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主体固然有其时代缺陷，但是如果经过转型，改变其整体结构，在现代社会中是有其价值的。

我们知道，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是形式的。康德虽没有提出本心的概念，但他所说的纯粹实践理性、自由意志仍然是主体原则，是主体自身内在地具有的，是与心灵的欲求机能不能分的，只是这种理性原则具有普遍性、必然性和绝对性，因而被说成是客观的。

他坚信，道德情感完全是经验的、现象的、感性的、心理学的，不可能成为形上学的问题，因而不可能说明道德原理、道德法则，也不可能同自由意志有任何关系。由自然情感而提升为审美境界，就是所谓乐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人的心灵确实具有无限性，但这不仅仅是智的无限，它还有其他意义在。天地以生物为心，而人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[8]，就是很好的说明。事实上，它们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开的。

因为它既不是作为自然界存在的最底层的物质之素，也不是超感官的最高的精神实体。[3] 由于本心（即性体心体）既是道德实体，又是宇宙实体，因此它就是万化真几，几者动也，因而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就被解决了。在心与性情的关系问题上，他没有像孟子那样提出具体论证，但是在心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上，又比孟子前进了一步，因为他吸收了《中庸》和《易传》的有关思想，以及道家以道为根的思想，也就是说，向人学形上学的方向发展了。

因为汉代文化与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实现综合与统一，表现为一种整体思维，这点正是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向。这样，两汉哲学便出现了既综合又分化的趋势，其经验论、实证论部分同当时的科学技术相联系，其意识形态化的宗教哲学则起着维系社会价值的作用，并且同政治制度相联系。儒家的孟子和道家的庄子，在这方面各自都有重要贡献。它充分注意到道德的社会功能和作用，都缺乏客观理性原则。

这里用本末范畴说明天人关系，比先秦哲学前进了很多，其中所包含的哲学意义，便是提倡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，其中包括人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。他们警告当时的统治者，肆无忌惮的掠夺和腐化，已经把他们自己推向死亡之路。

中国哲学与文化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，而王符、荀悦、徐干等人则通过现实批判重新恢复和强调了这一点，因而加强了这一走向。仲长统的心灵志趣，同王符等人相比，确实有些不同，他具有明显的道家倾向。他的心性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先秦学说，他提出的本末之论显然是一个重要发展。在普遍关心现实问题而寻求解决的危机时刻，能够提出心性一类人学基本问题，并且向本体论发展，这本身就表现了思想家的理想追求，也表现了这场批判思潮的理论深度。

因为这种道德情感与意志，来源于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[12]的天道。魏晋时期的才性论就是由此而发展出来的。他把现实中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都看成是一种俗，主张超脱这种俗，回归到真正的人性，而不受任何约束与压迫，实际上是追求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。这是不是一次哲学或文化的转型？不能轻易下这样的结论。

按照这种学说，绝对、无限、永恒一类形上问题，不需要到人格化的天或上帝那里去寻找，而是存在于自己的心灵之中，心便具有绝对性、无限性。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角度看，他的心性之学已具有本体论的特征。

事实证明，他们是正确的。宗教化的儒学或儒学的宗教化，因而受到批判（这一点从王充就开始了），这是并不奇怪的。

[7] 天命以社稷为重，而社稷以民为重，所谓承天命并不是接受上帝的意志，而是重民而保社稷，可见，天命只是一个空的形式，并不是主体，主体是民而不是天。当然，所有这些都是初创阶段，缺乏详细论证，更没有完整的体系，并且同现实问题常常联系在一起，但这足以说明，王符不仅是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，而且是从宗教化的儒学（更确切地说，应是神学化的儒学）向人学本体论转变的先驱人物。如荀悦便把仁义作为道本或道根提出来，以确立儒家的道德本体论。所谓宗教化，就是使人文主义的儒学带上明显的宗教色彩，甚至变成宗教哲学宗教文化。但是，随着中国传统哲学中心性学说的复兴和发展，经过格义之后的隋唐佛学，竟以心性之学为核心，各大宗派所宣扬的心性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心灵境界说，即追求一种空的或实际的超越的精神境界。后来的宋明理学，则是以儒学为本，融合佛、道（玄）而形成的哲学思潮。

他还提出性情与明智的关系问题，把人的聪明才智看成是实现心性之本的重要条件，因而具有才性之辨的时代特点。自然与名教之辨，实际上是以自然为性，以名教为行，以自然为本，以名教为末。

他发挥孟子的思想说：夫恻隐人皆有之，是故耳闻啼号之音，无不为之惨凄悲怀而伤心者。因为它对于重新确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方向起了重大作用。

但这只是一种特点，而且是就形式方面而言，如果从内在本质而言，汉代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经验的实证的，同时又是宗教的神学的。这本是先秦哲学所具有的根本特点，但是经过两汉实证精神与神学运动之后，发生了某种变化，现在又被重新恢复了。

这种批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现实的政治批判，同时也是对儒学宗教化的批判，在其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要求复兴先秦人文主义的精神。其实在宇宙观方面，他是道本论者。在他看来仁义不是别的，就是不思而得，不为而成，执之胸心之间，而功覆天下[17]的真实之心，也就是性。小人之理也，先近其末，故功废而仇多。

不过，他们是以道家的本体论学说为依据，建立其人学形上学的。它更多地诉之于内在的道德理性而缺乏客观理性的支持，但其实际效果却是客观的。

[10] 可见，王符所说的心性之本，主要是儒家的仁义之心，廉耻之志[11]，也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。它不仅能够成就事功，而且能够完成理想人格，而后者正是前者之本。

[19] 他所说的君子之理道，如同孟子所谓人心之理义，是普遍的道德理性而为心所具有，它就是一切事功之本。它是一种舆论监督而不是法制监督，但是这种舆论监督确实是重要的，而只有在封建社会的开明时期才能存在。

这显然是儒家天道性命之学与心性之学的一次复兴，是理想主义价值学说的一次复兴。通常认为，王符承接王充思想，是元气论者。此后的徐干，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学说。四百年的强大帝国创造了人类文化的辉煌成就，而由先秦所开创的人文主义精神却并未得到发展，汉帝国本身也由逐渐腐败而走向崩溃。

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，它说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，也说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。这不仅是心灵的自我实现，而且是心灵的自我超越，它不是赎救式的外在超越，也不是认识论的超越，而是在心灵之中实现一种境界，由此树立社会的道德价值，转变社会的行为习俗。

这些思想清楚地说明，无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，还是从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而言，人都是最重要最宝贵的。[22]《后汉书·王符仲长统传》。

不受当时之责，永保性命之期。其见之于事业，则为德业。